但其實這已經超越了富士康本身的事情了，而是我們這個社會的問題。新一代農民工充滿對城市生活參與的渴望，但他們又如何能夠得到滿足。這些問題在累積，如果這些問題不解決的話，可能就不再只是自殺的問題。

是改變的時候了

《21世紀》：比如減少加班時間，但企業(yè)缺乏這樣的動力，這會降低它的利潤。

羅家德：通常情況下是這樣，但這一連串的事件會倒逼企業(yè)去做一些改變。

從外部來講，政府確實沒有辦法針對像富士康一樣的企業(yè)采取什么措施，也不能對某個企業(yè)的文化做什么事情，那政府就越位了。而且如果企業(yè)所做的都合法的話，我們沒能也確實不能干預。所以更多的是靠企業(yè)自己自覺。

不過，政府能做的是引導。通過改變政策，減少對這種創(chuàng)造外匯代工產業(yè)的鼓勵，從而引導企業(yè)改變自己的管理模式。

《21世紀》：你提到多次的轉變生產模式、管理模式，這具體是一種怎樣的轉變？

羅家德：我們可以回頭去看二十幾年前的情況。在上世紀80代前期之后，臺灣地區(qū)紡織品是中價位的，最低價還是日本生產的。但相比臺灣，日本的勞動力成本高得多，它所依靠的就是新的生產模式和管理模式。

臺灣當時也引進了這種設備，但開始的時候卻不用，依舊靠人工。很簡單，勞動力成本還很低。后來隨著高技術勞力成本的降低，臺灣逐漸開始轉變生產方式。而到90年的時候，生產方式就變過去了。

當技術性勞力和資本成本都很高而勞力成本低的時候，商人必然會選擇軍隊文化來管理。但技術性勞力和資本已足夠便宜，就會倒逼企業(yè)轉變管理模式，產業(yè)也必須升級。我想，這條道路大陸肯定也要走，那現(xiàn)在應該開始做好準備。富士康的案例出現(xiàn)得恰逢其時。它說明了這種變化。如果你不改變管理模式的話，可能上一個時代你是弄潮兒，而下一個時代就是失敗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