魏黎明

大蒜和綠豆價格一段時期內快速上漲，國家發(fā)改委等部門認為是游資在 “囤積居奇、哄抬價格、牟取暴利”，統(tǒng)計局、農業(yè)部卻否認這一說法。但這并不妨礙國家發(fā)改委等聯合發(fā)文要求各地“嚴厲打擊”，并迅速派出人馬實地調查取證。各地發(fā)改委也積極響應，廣東還揪出了兩個據稱是炒作牟利的典型。

姑且不論這兩個典型是否夠得上 “炒作”、“囤積居奇”、“牟取暴利”，因為在《價格法》中似乎很難找到這樣的量化標準，甚至連一些相關字眼都未見有明確界定。僅就各級發(fā)改委聲勢頗大的“嚴厲打擊”而言，似乎至今也未見有更為確鑿可信的查處案例。

或許因為如此，游資炒作論聲勢浩大，事實卻被拋在一邊。很少有人真正關心大蒜和綠豆等農產品為什么漲價，漲價幅度是否合理？來自統(tǒng)計局和農業(yè)部的“天氣異常”和綠大蒜減產”等說法可以提供部分解釋，更為理性的思考則應該指向通貨膨脹的 “山雨欲來”

熟悉市場價格形成機制的人士不應該忽略，在這一輪農產品價格上漲之前，我們向基建設施、國有企業(yè)等領域投入了高達數萬億元的資金。隨之而起的，是各級政府急速膨脹的隱性債務。從去年下半年到今年初，房價、股價輪番上漲，金價一路高升，化肥、鐵礦石等原材料價格也不同程度上漲。大蒜和綠豆價格上漲，只是漲價的最新案例。

這些漲價不是無跡可尋。無論漲價以怎樣的形式表現出來，無非都是因為“少”。什么商品少了就會火，就會口口相爭，就會變得金貴。這是正常的市場規(guī)律，這個規(guī)律到了農村，到了農產品領域，道理也一樣，就算是“囤積居奇、牟取暴利”吧，那也只是結果不是原因。

從現行的法律法規(guī)來看，很難界定所謂囤積居奇和市場正常的低買高賣到底有什么區(qū)別。從效果往上倒推行為和動機也可以說是理所當然。大蒜漲價了，綠豆?jié)q價了，這極易形成傳導效應，特別是在媒體的不斷關注之下。既然罪在炒作，打擊炒作就可以避免價格上漲，不僅打擊炒作，連帶著媒體也因為不實報道，被要求閉嘴。雖然《價格法》明文規(guī)定，“新聞單位有權進行價格輿論監(jiān)督”

可以理解，農產品漲價勢必帶動CPI上漲，觸及價格調控紅線，這會令某些部門臉面上很難看，價格持續(xù)上漲則會影響到民生。一個事實是，農產品價格似乎從來都不應該大幅上漲。這成了我國幾十年來一直堅持的一個底線。上個世紀50年代初出現的統(tǒng)購統(tǒng)銷政策，一面通過低廉的官定價格強制從農民手中收糧，一面又以較高的價格向農民提供日常必需的工業(yè)品。

這么多年來，某一部分歷史似乎并沒有多大改觀，農村補貼城市依然是常態(tài)。城市居民菜籃子空了是天大的事，農民長期種地不掙錢卻似乎活該如此。長期以來，我們用8億農民和農民工的血汗，澆灌出一朵朵鮮艷奪目的城市之花。而當農民們想從這些偉大成就中分一杯羹的時候，卻可能招致當頭棒喝。誰來回答農民發(fā)出的疑問：“蒜價高了，政府開始調控了，前幾年蒜價跌到幾分錢，為什么沒人管？”要知道菜賤傷農也是天大的民生。

當市場低迷、農民利益受損的時候，有關部門的作為有限，這已經埋下了下一輪價格上漲的種子。如果再因天氣等因素影響，價格波動幾乎是難以避免的。這里面當然會有人看到機會。無論他們是炒作還是對價格的敏感把握，都只是結果而非原因，更難以通過對這種連鎖反應的打擊而消弭價格上漲的隱患。所以，“蒜你狠”、“豆你玩”固然是駁了有關部門的面子，問題是，如果將矛頭指向炒作和囤積，想以此切斷價格傳導鏈條，確實有些治標不治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