吳敬璉 鳳凰財經攝

隨著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臨近，以吳敬璉為代表的多位經濟學家在9月14日的讀書會上為新一輪改革把脈，直言須“消除體制性障礙”，盡快構筑市場產權制度，尤其是明確土地產權問題及平衡政府的權力制衡。

吳敬璉直言，“經濟增長模式轉型已經提出了將近20年，但是到現在尚未成功，它的關鍵問題還是體制上的問題?！?/p>

體制改革進程中的阻礙，給我國的經濟發(fā)展帶來不容忽視的危機。吳敬璉警示道，以宏觀層面為例，主要表現在于我國的資產負債率太高，若這種情況再不改變，將可能爆發(fā)系統(tǒng)性的危機。

經濟增長模式20年未破冰

經濟發(fā)展方式由“粗放發(fā)展”到“集約發(fā)展”的轉型，實際上是“九五”計劃期間（1996~2000）明確提出的要求。當時這項改革的要求，與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全面進行市場化改革的方案相配合。

吳敬璉認為，到了“十五”（2001~2005）期間，我國在“九五”的既有成績面前有所放松，提出了“堅持把發(fā)展作為主題”，“把結構調整作為主線”，要求“把調整產業(yè)結構與調整所有制結構、地區(qū)結構、城鄉(xiāng)結構結合起來，堅持在發(fā)展中推進經濟結構調整，在經濟結構調整中保持快速發(fā)展。”

梳理上述改革路線可以發(fā)現，“經濟增長模式轉型已經提出了將近20年，但是到現在尚未成功”。吳敬璉警示道，我國目前的宏觀與微觀經濟兩方面正開始顯現危機。

其中，微觀方面即表現為基本生存環(huán)境出現問題，“經濟增長的模式、增長方式并沒有轉型，而我們每一個人都感覺到，我們生存的最基本的條件——土地、水、空氣，現在都出了問題。”

宏觀經濟方面則表現為資產負債率太高，而這種狀況若不改變，受到一種外來的沖擊或者是內部的某種沖擊的時候，就可能爆發(fā)系統(tǒng)性的危機，必須防患于未然。

吳敬璉指出，隨著資產負債率的日益攀升，一些地區(qū)出現的危機很快傳到其他地方，比如溫州、蘇南等地相繼出現的“跑路”事件，包括6月的錢荒，其實都是給人們發(fā)預警信號。

體制改革問題已到關口

為何我國經濟發(fā)展方式改革一直未能取得實質性進展？吳敬璉認為，關鍵在于體制上的問題未能得以解決。經濟發(fā)展方式轉型以及體制改革是當今我國面臨的兩個主要問題，這兩個問題互相關聯?！罢匀徽莆樟颂嗟呐渲觅Y源的權力，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作用，不但沒有加強，反而弱化了。后者就是把GDP增長看作政績的主要標志。所以，各級政府都要運用自己手里配置資源的權力，去投資，用資源投入去拉動GDP的增長?！?/p>

這樣的變化跟當初設計的改革路線有所偏差，吳敬璉對這種經濟發(fā)展方式的止步不前表示無奈。“政府在資源配置中起的作用越來越大，有一句話大體上反映我們的狀況，就是各級政府都變成了準公司，書記是‘董事長’，市長是‘總經理’，他們決定發(fā)展什么產業(yè)，運用什么技術路線，支持哪些經濟活動。這樣一來，當然就不可能真正地實現轉變。”

在吳敬璉看來，我國的體制改革問題已到關口，“十八屆三中全會即將制定改革的路線圖，而這個改革的路線圖是不是制定得好、能不能夠圓滿執(zhí)行，就決定了我們這個轉型到底轉得過來，還是轉不過來?！?/p>

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余永定在讀書會建議，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改革著力點應主要包括四個方面：第一，促進與科學相關的技術在國民經濟各領域中的運用，推動技術創(chuàng)新和產品升級；第二，大力發(fā)展服務業(yè)，特別是生產性服務業(yè)，降低過高的交易成本；第三，運用通信技術提升國民經濟各部門的效率；第四，大力利用農村富余勞動力從相對低效的農業(yè)向相對高效城市非農業(yè)的機會轉移，提高國民經濟的整體效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