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日，圍繞釣魚島糾紛，國內(nèi)興起抵制日貨的風潮，極端者甚至打砸焚燒已為中國公民合法擁有的日產(chǎn)物品，以期達到殺一儆百，使日貨在華銷售下降的功效。

過去的一百來年，抵制洋貨(尤其以日貨為主)的經(jīng)濟民族主義運動，斷斷續(xù)續(xù)，一直存在。但是，從歷史上看，抵制洋貨，抵制日貨，幾無成功。

抵制洋貨之所以往往破產(chǎn)，其實用美國經(jīng)濟學家奧爾森的集體行動的邏輯的思想，大致可以解釋清楚。奧爾森認為，集體行動的成果具有公共性，這種公共性具有非排他性，集體所有成員都能從中受益，包括那些沒有分擔集體行動成本的成員。例如，由于罷工的勝利，工人獲得加薪，這對所有工人都有好處。但那些參加罷工的工人卻承擔了所有風險和成本。這種不合理的成本收益結構誘致“搭便車”的行為。不支付成本而坐享其成的“搭便車”的人多了，集體行動就破產(chǎn)了，失敗了。那么，為什么不對成本和收益進行有效的組織和分配，解決搭便車的問題呢？奧爾森提出“選擇性激勵”，也就是說，對于出力流汗多的給予獎賞，對于偷懶搭便車的給予處罰。但問題是，參與集體行動的團體越大，組織、協(xié)調(diào)和信息成本會越高，甄別鑒定每個人努力的程度，進行獎賞懲罰的成本都極為高昂，使得選擇性激勵的效力也大打折扣。

比如在1905年出現(xiàn)的抵制美貨和“五四”運動時期抵制日貨的風潮中，商人團體都紛紛加入其中，他們似乎不再斤斤計較利益得失。但是，道德激情過后，恢復理性的商人們，最后往往會打退堂鼓?！拔逅摹边\動時期的抵制日貨，從1919年到1921年，經(jīng)歷了3年時間，算是堅持時間比較長的。但到后來，其抵制運動也盡顯頹勢。商人們往往采取種種手段進行日貨買賣，對于這種破壞抵制運動的搭便車行為，學生團體予以監(jiān)督，稽查，打擊。其所采取的手段，包括對商人進行道德施壓，檢查、截取日貨，沒收或焚燒日貨，搗毀商店，拆毀招牌，對于日貨經(jīng)營消費者，予以處罰，予以公判，游街示眾，甚至以漢奸、公敵對待之。不用說，進行這種組織、調(diào)查和處理的手段成本高昂，效果不好，最終激起了商人團體與學生團體的嚴重對立和沖突，結果是商人組織抵抗查貨，甚至罷市對抗查貨，對于學生的過火行為，政府也不得不出面予以制止。

抵制日貨就這樣最終流產(chǎn)了。其原因其實很簡單，人們出于內(nèi)心道德義憤或來自社會的壓力參與抵制，但是，道德水平參差不齊的蕓蕓眾生，不可能萬眾一心，搭便車者所在多是。最關鍵的問題是，這樣的集體行動，成本與收益的分配極不對等。抵制洋貨，誰獲得最大的利益？誰承擔最大的成本？1905年，因為美國排斥華工而激起中國抵制美貨運動，顯然，運動如果獲勝，有可能去美國的華人會得到更多的利益，但是，他們對于抵制行動并未承擔什么成本；而更多的抵制成本是由大批經(jīng)營美國貨物的中國商人承擔的。這種收益與成本的錯位，必然使得參與抵制的商人泄氣。而“五四”運動時期的抵制日貨，也同樣遭遇這樣的問題。抵制日貨，或許能夠爭得一些民族利益，民族尊嚴，但這種收益是全民族全社會的，可為此承擔成本的，卻是經(jīng)銷商人。同樣并非不重要的是，在抵制日貨運動中，最重要的兩個團體，一是學生，二是商人。商人承擔損失，可能面臨破產(chǎn)和失業(yè)，而學生則徒以三寸不爛之舌，對商人進行查處、審判、游街、示眾，學生本身并無損失。這種成本分配的不公平自然引起商人的反感。這樣，學生與商人聯(lián)合的抵制運動，最終走向失敗。

今天，抵制日貨再次甚囂塵上，可是，今天全球化的經(jīng)濟中，早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，很多所謂日貨本身是在中國合資生產(chǎn)的。在這些合資企業(yè)有大量的中國工人和管理人員，而銷售此類日貨，又給大量中國人提供了就業(yè)機會。抵制日貨，將會使那些在日資企業(yè)就業(yè)的工人和管理人員遭受失業(yè)，讓經(jīng)營日貨的商人破產(chǎn)。如果說抵制可以帶來民族尊嚴的話，這種尊嚴是全社會共享的，但是為此承擔成本的卻是那些破產(chǎn)者、失業(yè)者。社會對于承擔高昂成本的他們，可有什么補貼？如果沒有補貼，讓他們承擔所有的成本，有什么道德正當性？